解开被捆绑的手脚

前不久，我们赴浙江考察时，每到一地，都要询问当地的领导者经济发展快的秘诀是什么？一个共同的回答就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解开群众被捆绑的手脚，释放群众发展经济的潜能。

努力消除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歧视和限制，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20多年来，针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偏见，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搞“成份论”，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从当地实际出发，在经营范围、组织形式、企业名称等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限制，在注册登记、税收、贷款、用地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与公有制企业一视同仁。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像抓国有、集体经济那样，放心、放手、放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通知》，舟山、宁波等各地市也都制定了贯彻这一文件的具体措施。舟山从市、县（区）到乡镇、村，层层召开发展个私经济动员大会，把发展个私经济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来抓。他们提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坚持“四个长期不变”：坚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保护个体私营经济权益的政策长期不变；坚持对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和引导的方针长期不变。对个体私营经济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对各种所有制企业实行“六个平等”，即企业登记平等、税收管理平等、规费标准平等、金融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和部门服务平等，引导各种所有制经济步入公正有序、平等竞争的环境。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维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和传统的政治法律观念相冲突。80年代初乐清县柳市镇五金电器市场8位靠劳动致富的私营企业主，就曾被扣上“八大王”的帽子，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受到严厉打击，或被关押，或潜逃在外。他们被打击的原因就在于不合“法”。如“电机大王”胡全林，1981年营业额达到120万元，工作组一到，光税就补交了6万元。因他雇了9个人而被批判为“雇工剥削”。于是他收起摊子躲起来，1982年9月被全国通辑。直到1984年打听到当地改变了政策，他才回家，想不到公安局还没结案，把他逮捕归案关押了66天。温州市委在学习中央有关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文件后召开全市电话会议，郑重宣布为“八大王”案件平反，所有人员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全部归还被没收的财产。

个体私营企业初创时，无人认识，牌子不香，便创造出挂户经营，挂到集体、全民单位，找顶红帽子戴，结果对一批“贪污”了自己财产的人判了刑，判了又纠。这种颠三倒四、反反复复的判案给法律出了难题，要求法律法规拿出个固定的说法。温州市政府率先出台了《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该规定后来成为国家《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蓝本。股份合作企业也有类似遭遇，它“非驴非马”，既不像集体又不像私营，当全国的法律还无视它的存在的时候，当执法部门还拘泥于或公有制或私有制的标准划分企业性质时，温州市政府就于1987年11月颁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于产权问题，温州市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温州市推进企业兼并实现企业产权转让的暂行规定》、《温州市企业产权转让程序和温州市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事务所章程》。

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还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清理，严禁任何部门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对没有法律根据的，未经权限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对超过收费标准的予以纠正。他们把减轻个体私营企业的负担与减轻国有集体企业负担一样，纳入了各级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范围，努力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去年，舟山市取消了40项收费项目，降低了36项收费标准，同时调减了电、水、气价格，年让利额达1亿多元。全省各地还注重对个体私营经济者的教育和管理，教育他们爱国、敬业、守法，引导他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走私贩私、假冒欺骗、偷税漏税、制黄贩黄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有效地规范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